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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傳-貝多芬傳 三

2013-07-03 11:04:49 0人評論 次瀏覽

  一八○一年時,他熱情的對象是朱麗埃塔·圭恰迪妮,為他題贈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的《月光奏鳴曲》(一八○二),而知名于世的。通俗音樂書上所述《月光奏鳴曲》的故事是毫無根據的。他寫信給韋格勒說:“現在我生活比較甜美,和人家來往也較多了些……這變化是一個親愛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;她愛我,我也愛她。這是兩年來我初次遇到的幸運的日子。”以上見一八○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。可是他為此付了很高的代價。第一,這段愛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殘疾,境況的艱難,使他無法娶他所愛的人。其次,圭恰迪妮是風騷的,稚氣的,自私的,使貝多芬苦惱;一八○三年十一月,她嫁了加倫貝格伯爵。隨后她還利用貝多芬以前的情愛,要他幫助她的丈夫。貝多芬立刻答應了。他在一八二一年和申德勒會見時在談話手冊上寫道:“他是我的敵人,所以我更要盡力幫助他。”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。“她到維也納來找我,一邊哭著,但是我瞧不起她。”——這樣的熱情是摧殘心靈的;而像貝多芬那樣,心靈已因疾病而變得虛弱的時候,狂亂的情緒更有把它完全毀滅的危險。他一生就只是這一次,似乎到了顛蹶的關頭;他經歷著一個絕望的苦悶時期,只消讀他那時寫給兄弟卡爾與約翰的遺囑便可知道,遺囑上注明“等我死后開拆”。時為一八○二年十月六日。參見本書《貝多芬遺囑》。這是慘痛之極的呼聲,也是反抗的呼聲。我們聽著不由不充滿著憐憫,他差不多要結束他的生命了。就只靠著他堅強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祝他的遺囑里有一段說:“把德性教給你們的孩子;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錢。這是我的經驗之談。在患難中支持我的是道德,使我不曾自殺的,除了藝術以外也是道德。”又一八一○年五月二日致韋格勒書中:“假如我不知道一個人在能完成善的行為時就不該結束生命的話,我早已不在人世了,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處決。”他對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沒有了。“連一向支持我的卓絕的勇氣也消失了。噢,神!給我一天真正的歡樂罷,就是一天也好!我沒有聽到歡樂的深遠的聲音已經多久!什么時候,噢!我的上帝,什么時候我再能和它相遇?……永遠不?——不?——不,這太殘酷了!”
  
  這是臨終的哀訴;可是貝多芬還活了二十五年。他的強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難就屈服。“我的體力和智力突飛猛進……我的青春,是的,我感到我的青春不過才開始。我窺見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標,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。……噢!如果我擺脫了這疾病,我將擁抱世界!不,我受不了。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。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……噢!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,真是多美!”以上見致韋格勒書,書信集第十八。
  
  這愛情,這痛苦,這意志,這時而頹喪時而驕傲的轉換,這些內心的悲劇,都反映在一八○二年的大作品里: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(作品第二十六號);俗稱為《月光曲》的《幻想奏鳴曲》(作品第二十七號之二);作品第三十一號之二的奏鳴曲,——其中戲劇式的吟誦體恍如一場偉大而凄婉的獨白;——題獻亞歷山大皇的提琴奏鳴曲(作品第三十號);《克勒策奏鳴曲》(作品第四十七號);依著格勒特的詞句所譜著鬢腳,四周的頭發剪得同樣長,堅決的神情頗像拜侖式的英雄,同時表示一種拿破侖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。此處小像系指面積極小之釉繪像,通常至大不過數英寸,多數畫于琺瑯質之飾物上,為西洋畫中一種特殊的肖像畫。
  
  這些作品里有好幾部,進行曲和戰斗的節奏特別強烈。這在《第二交響曲》的Allegro(快板)與終局內已很顯著,但尤其是獻給亞歷山大皇的奏鳴曲的第一章,更富于英武壯烈的氣概。這種音樂所特有的戰斗性,令人想起產生它的時代。大革命已經到了維也納。拿破侖于一七九三、一七九七、一八○○年數次戰敗奧國,兵臨維也納城下。貝多芬被它煽動了。騎士賽弗里德說:“他在親密的友人中間,很高興地談論政局,用著非常的聰明下判斷,目光犀利而且明確。”他所有的同情都傾向于革命黨人。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說:“他愛共和的原則。他主張無限制的自由與民族的獨立……他渴望大家協力同心地建立國家的政府。意謂共和民主的政府……渴望法國實現普選,希望波那巴建立起這個制度來,替人類的幸福奠定基石。”他仿佛一個革命的古羅馬人,受著普盧塔克的熏陶,夢想著一個英雄的共和國,由勝利之神建立的:而所謂勝利之神便是法國的首席執政;于是他接連寫下《英雄交響曲:波拿巴》(一八○四),大家知道《英雄交響曲》是以波拿巴為題材而獻給他的。最初的手稿上還寫著“波拿巴”這題目。這期間,他得悉了拿破侖稱帝之事。于是他大發雷霆,嚷道:“那么他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!”憤慨之下,他撕去了題獻的詞句,換上一個含有報復意味而又是非常動人的題目:“英雄交響曲……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跡”申德勒說他以后對拿破侖的惱恨也消解了,只把他看做一個值得同情的可憐蟲,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“伊加”(神話載伊加用蠟把翅翼膠住在身上,從克里特島上逃出,飛近太陽,蠟為日光熔化,以致墮海而死。)當他在一八二一年聽到幽禁圣埃萊娜島的悲劇時,說道:“十七年前我所寫的音樂正適用于這件悲慘的事故。”他很高興地發覺在交響曲的葬曲內(系交響曲之第二章)對此蓋世豪雄的結局有所預感——因此很可能,在貝多芬的思想內,第三交響曲,尤其是第一章,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,當然和實在的人物不同,但確是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侖;換言之,他要把拿破侖描寫為一個革命的天才。一八○一年,貝多芬曾為標準的革命英雄,自由之神普羅米修斯,作過樂曲,其中有一主句,他又在《英雄交響曲》的終局里重新采用。帝國的史詩;和《第五交響曲》(一八○五——○八)的終局,光榮的敘事歌。第一闋真正革命的音樂:時代之魂在其中復活了,那么強烈,那么純潔,因為當代巨大的變故在孤獨的巨人心中是顯得強烈與純潔的,這種印象即和現實接觸之下也不會減損分毫。貝多芬的面目,似乎都受著這些歷史戰爭的反映。在當時的作品里,到處都有它們的蹤影,也許作者自己不曾覺察,在《科里奧蘭序曲》(一八○七)內,有狂風暴雨在呼嘯,《第四四重奏》(作品第十八號)的第一章,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;《熱情奏鳴曲》(作品第五十七號,一八○四),俾斯麥曾經說過:“倘我常聽到它,我的勇氣將永遠不竭。”曾任德國駐意大使的羅伯特·特·科伊德爾,著有《俾斯麥及其家庭》一書,一九○一版。以上事實即引自該書。一八七○年十月三十日,科伊德爾在凡爾賽的一架很壞的鋼琴上,為俾斯麥奏這支奏鳴曲。對于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,俾斯麥說:“這是整整一個人生的斗爭與嚎慟。”他愛貝多芬甚于一切旁的音樂家,他常常說:“貝多芬最適合我的神經。”還有《哀格蒙特序曲》;甚至《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》(作品第七十三號,一八○九),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壯烈的,仿佛有人馬奔突之勢。——而這也不足為怪。在貝多芬寫作品第二十六號奏鳴曲中的“英雄葬曲”時,比《英雄交響曲》的主人翁更配他謳歌的英雄,霍赫將軍,正戰死在萊茵河畔,他的紀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倫茲與波恩之間的山崗上,——即使當時貝多芬不曾知道這件事,但他在維也納也已目擊兩次革命的勝利。拿破侖曾攻陷維也納兩次。——霍赫為法國大革命時最純潔的軍人,為史所稱。一七九七年戰死科布倫茨附近。一八○五年十一月,當《菲岱里奧》貝多芬的歌劇初次上演時,在座的便有法國軍佐。于蘭將軍,巴斯底獄的勝利者,住在洛布科維茲家里,洛氏為波希米亞世家,以武功稱。做著貝多芬的朋友兼保護人,受著他《英雄交響曲》與《第五交響曲》的題贈。一八○九年五月十日,拿破侖駐節在舍恩布倫。貝多芬的寓所離維也納的城堡頗近,拿破侖攻下維也納時曾炸毀城垣。一八○九年六月二十六日,貝多芬致布賴特科普夫與埃泰爾兩出版家書信中有言:“何等野蠻的生活,在我周圍多少的廢墟頹垣!只有鼓聲,喇叭聲,以及各種慘象!”一八○九年有一個法國人在維也納見到他,保留著他的一幅肖像。這位法國人叫做特雷蒙男爵。他曾描寫貝多芬寓所中凌亂的情形。他們一同談論著哲學、政治,特別是“他的偶像,莎士比亞”。貝多芬幾乎決定跟男爵上巴黎去,他知道那邊的音樂院已在演奏他的交響曲,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。舍恩布倫為一奧國鄉村,一八○九年的維也納條約,即在此處簽訂。不久貝多芬便厭惡法國的征略者。但他對于法國人史詩般的狂熱,依舊很清楚地感覺到;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樣感覺的人,對于他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決不能徹底了解。

文章標題:名人傳-貝多芬傳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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